传统的建设部曾有过数次的改革与变动，但基础都是计划经济的背景之下，以基本建设为重的管理部门，无法适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目标。并且不具备市场化管理的相关机构与职能，特别是缺少基本的定位，因此无法在市场化的改革中管好市场的事，甚至管不了政府自己应管的事。

    1995年《房地产管理法》立法时，授权国土部与建设部管理房地产法律中各自部分。但那时尚未进行福利分房制度的彻底改革，因此分房仍占主导地位，也自然就无需建立住房社会保障体系，住房困难主要依赖于职工所在单位解决（这也是一种保障制度）。但1998年房改之后，供需两方都被推向了市场，也逐步显现出了建立住房保障制度的必要性，但此时的建设部机构并不具备这种职能与授权。

期待已久的政府工作报告终于面世了，所有的国民都希望从中看到政府在新的一年中或长期经济发展中的动向与主张，尤其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都希望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找到行业发展的方向及政府对该行业的判断。被全民所关注的房地产则尤为引人关注了。

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涉及房地产或住房问题的约有四处，仅占了极小的篇幅，但却意义重大。

一是，在总理五年来的成绩中强调了“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肯定了近几年的市场成绩，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化让中国的城市面貌得到了改善，让民众的住房体系得到了改善，让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得到了改善。尽管在改革中政府的政策与市场的反映中都颇有非议，但成绩是主流则是必须承认的。

二是，在总结五年来尚存在的问题中强调了“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房地产等资产上涨过快，防止通货膨胀的任务相当艰巨”。不能不看到去年开始的物价上涨已不再是简单的所谓“结构性通涨”，而是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从原材料包括粮食、饲料、土地价格的上涨开始推动的通涨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其中房价的上涨过快同样与生产资料价格的不断上升密切相关，除恶化的供求矛盾之外不能不引起重视的恰恰是生产资料价格的推动作用。

两会将要召开前，就两会民众可能关心的话题媒体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势，努力的希望能在两会期间吸引更多的眼球，尤其关注住房及住房保障性问题，这几天我连续接到了香港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及各种平面媒体的采访邀请。但从已接受的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媒体的编导们都对住房与住房保障体系存在极大的误解，甚至存在着故意扭曲的宣传导向，这种误解导致的宣传重点并不利于建立和谐社会。

我是在1998年23号房改文件出台后最早向政府建议建立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也是最先向政府建议立法用土地收益金的15%资金建设廉租房等社会保障用房的。同时也是最先要求建立市场与保障各自分设承担责任的，也是最先投入资金连续组织了多年对低收入群体解决保障问题做研究报告的。并且是北京市政协会上最早提出建立廉租房制度提案的，更是对政府房地产政策提出批评与建议最多的。但绝不是恶意攻击政府，更不会为讨好民众而歪曲事实，或为吸引眼球而误导民众。

误区一：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府投入过少而造成民众的住房困难！

多数的民众、学者、经济学家和部分官员错误的用香港、新加坡的例子来证明中国政府的投入过低，而未能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并用发达国家的年度预算中投入廉租房或公房的比重来证明中国政府的投入过低，似乎中国政府是一个对民众住房问题不负责任的政府。

自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住房公有化福利分配的阶段。但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这种试图依靠国家与单位的公有制经济的力量解决全部城市居民住房的梦想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让城市居民的住房人均面积比1949年建国时还贫困。看来依赖于分配住房的制度是彻底失败了。

小平先生在充分的认识到这一制度的失败之后，于改革的初期就提出了利用政府与市场两条腿走路的房改设想，商品房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的相关文件之中，拉开了改革的大幕，开始了一系列的房改政策探索。

改革的前十年房改重点在于存量房的租金调整，改革后的第二个十年开放了供给的市场化和土地的有偿出让。同时探索了存量房的出售制度试点，直到1998年才彻底的中止了住房的福利分配制度，并实现了市场化的分配。

都知道南方下大雪是一种少见的现象，都知道连续的大雪是一种天灾，但似乎却没有人知道应如何应付这种雪天，如何不给人们带来灾难性的危害。

春节期间到南方转了一圈，听到看到的大多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的怀疑，似乎这本是一场完全可以“人定胜天”的可预见的“战争”，只是因为人为的忽视和延误而造成的灾难。

早在数年之前，美国就有了气象战之父的“英雄”。但我们仍将天气的变化看作是“天灾”。因而从未建立出现几十年不遇的特殊天气时的预警系统和预应付战略。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战争，那我们的防御能力大约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被无能应付天气的变化而打败了。不是被凶猛的敌人，而是被自己的无能打败了。

南方冬雪的第一天，中央新闻报道的是黄山的雪景与雾凇，让人们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全然不知道美景的背后会有一场灾难。

全世界都知道今年的一月是各地方政府的两会，尤其是今年还是一个选举的年份。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每年一次、震撼世界的人口大迁移的春运。而今年的大雪又恰恰在这两个活动中间出现了，于是忙着春运与选举的官员们完全忘记了中国长江以南的地区根本没有防御这种大雪天气的能力。

自有“拐点”论以来，许多地区出现了土地流拍的现象，连北京也不能幸免，于是许多人以此来证明“拐点”的出现，似乎开发商连北京的市场也失去了信心。

纵观去年的土地供给情况，可以发现北京12月份的土地供给量大涨，其实实际的土地供给是在今年的1月份才支付。政协会议上为此我们专门询问了土地部门，才知道原来当年的土地收益已经翻了倍，希望将再收的土地钱放在08年，因此才故意在去年底的12月大量的推出土地。土地的供给计划算在07年，但土地的收益结算于08年。计划管理和鞭打快牛让政府机关并不从市场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完成本部门工作任务的角度博弈。

为树立北京市政府的亲民形象，北京市的土地供给极大的向社会保障住房倾斜，经济适用房供地超额完成了89%的计划，两限房超额了28%，廉租房也超了20%，但普通商品房的供地仅完成了计划的59%，800多万建筑量让市场干渴的程度恶化。

当衡量与计算猪肉的价格时，社会并不会产生歧义，因为猪肉虽然不像黄金有9999的标准，但质量却相差不大。但房子的变化却是巨大的，不但房子本身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房子的位置、地点也因为城市交通、道路、环境、配套等因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因素似乎并没有被计算于房价之中，那么土地的价格又怎么会发生变化呢？

94年小潘的万通新世界广场就卖出了4000多美元/平方米的高价，那时的美元是1：9的汇率。今年金融行业的甲级办公楼，硬件远远好于万通，但价格却不到94年万通的水平，房价似乎没有涨。1994年西单赛特的商铺曾卖出了6600多美元/平方米的高价，至今北京大约也就是这个水平或尚有不及。同样是1994年亚运村的阳光广场也卖出了2600—3600美元/平方米的高价，今天大约周边的楼盘能有此殊荣的也是极少数。

自对房地产调控以来，政策的主要矛头首先对准的是炒房团，先有对温州炒房团的攻击，又有对山西炒房团的攻击。炒房团在各个有投资机遇的地区、城市不断的掀起一波波的冲击，并每到一处都横扫一片，不断的冲高着房价，让政策的决定者头昏眼花，将其视为洪水猛兽、“阶级敌人”，发誓要出台各种严厉的政策与组合拳，坚决要抑制这种投机之风。

但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这种投资活动呢？至今都没有一个量化的概念，而是一种人云亦云的猜测。靠猜测是不可能制定出好的政策的，如果算命也能成为定政策的依据，那么就不需要设置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投资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投资于固定资产，用于出租获取租赁性收益。当房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时，不排除转让获取增值收益，这种投资通常会选择待发展的区域，当区域的配套条件成熟时，经营收益上升时自然资产增值也就更高了。这类投资既有选择商铺、办公楼的投资（眼前的收益会更高），也有选择住房投资的。住房投资的出租收益则要看地点，出租对象与服务条件了。

两会期间许多委员和代表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北京房价的走势。各位委员和代表们关心的一是宏观调控政策下的北京房价；二是奥运之后的北京房价如何，或者说更关心自己的财产价值如何变化。

房价是个多种因素形成的博弈过程，并不是某一单一因素就能决定的。对市场的分析首先来自于是否有稳定增长的宏观预期。过去连续数年中国超过10%的GDP增长和连续四年超过11%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是房价稳定增长的基础。如果中国的宏观经济发生了全面逆转的变化，那么就不是房价涨不涨的问题，而是就业、GDP与工资收入涨不涨的问题了。那么也就不仅是房价的拐点，而是整体经济的拐点了。

可以知道的是美国经济的预期将出现下滑，那么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的中国经济是否能幸免不受影响呢？中国的政策调整是否能一枝独秀呢？

柴静采访中问的最多的是我对贫穷的憎恨，似乎我看不起“穷人”，我只能用小平同志的话来回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并几乎年年被评为市、区各级的“优秀共产党员”。我清楚的知道共产党是代表穷人的利益的，但我更知道共产党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并成为一个政党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穷人”，让所有的穷人都变成富人。这也正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所在。共产党存在的目的绝不是消灭所有的富人，并将所有的人都变成穷人。

历史上所说的打倒封建地主、打倒资本家的前提是因为这些富人是靠剥削而让更多的人变成了穷人的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因此才有了“杀富济贫”的“英雄”与“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但是“杀富济贫”与“打土豪、分田地”难道不是为了让穷人变成富人吗？